这笔看似不起眼的“小钱”，汇聚起来数目惊人。据住建部IC卡应用服务中心数据，全国有约4.2亿多张正在使用的城市公交IC卡。据了解，仅北京、上海、广州三个城市的押金总额超过10亿元，至少能买20万个iPhone6。以每张卡收取10元押金的最低数额计算，全国公交卡逾42亿元押金如果存入余额宝，一年利息可达上亿元。

　　大多数人认为，这笔巨款一直安静地躺在专用账户上“沉睡”、可以随时取回“唤醒”。但是，记者调查却发现，事实上，一部分押金以“运营”“折旧”等名义被腾转挪移甚至扣光，最终悄然落入公交卡公司的腰包。

　　数亿押金层层被“截留”，还剩多少成“谜”

　　据北上广三地公交卡公司最新数据，仅三地目前在用的有押金公交卡约分别为4100万张、2900万张和1300万张。记者从三地公交卡公司了解到，按每张卡20元押金计算，保守估计，仅北上广的公交卡押金总额已逾10亿元。

　　押金存在哪里?目前，各地对押金的管理没有统一规范，但普遍在合同中约定：公交卡的所有权属于公交卡公司，持卡人租用卡需预付一笔现金，押金归持卡人所有。按上海、厦门等地的规定，押金需专户存储、专款专用。《上海市公共交通卡管理办法(修订)》等地方规定还明确，押金用途只限于退还卡押金。

　　不过，在实际中，属于消费者的这笔资金，并没有安全地“躺在”公交卡公司的账上。记者调查发现，在一些地方，押金正层层被“截留”甚至挪作他用：

　　--直接充作“运营成本”。据了解，北京正在使用的一卡通约4100万张，在国内规模居前。以每张卡押金20元估算，押金总额本应在8亿元以上。

　　但北京市政一卡通公司负责人坦言，很多钱用于采购等投入，剩下的押金根本没那么多，但不便透露具体余额。温州公交卡公司也曾回应，押金可用于公交系统维护。记者了解到，这些地方的押金实际多被用于卡的采购、发行联网等投入。

　　--借各种收费之名逐步“截留”。有一些城市以收取折旧费、维护费、磨损费的方式，每月扣除部分押金，直至全部“扣光光”。

　　比如，“苏州通”卡除了每张要交40元押金，每个月还要收取1元钱的维护费，三到四年的维护费就等同于押金数额。类似的还有“出租版”的深圳通，也要每个月扣0.5元租金。此外，浙江舟山则规定，退卡时需抵扣一笔“折旧费”，一年的折旧费是4元。换算下来，只要超过5年，押金就完全被“截留”。

　　--押金产生的利息更是一部分“无主”巨款。仅广州，截至2013年底，羊城通卡账面累计产生的押金利息就达800万元。而押金利息的去向，各地从未有任何公开信息披露。

　　--遗失、损毁公交卡的押金无处追寻。每年都有大量公交卡被不小心遗失，随着“遗失”的还有押金。29岁的北京白领周雪原说，由于工作需要及多次搬家，自己近年遗失6张公交卡，损毁的还有两三张。“几百块押金等于‘白送’给了公交卡公司。”

　　业内人士表示，正是经过层层“截留”，押金可以悄然进入公交卡公司的腰包。在许多地方，押金余额有多少往往成了一个“谜”。

　　管理十分混乱，账户资金甚至被“赠送”

　　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、上海律师协会公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吴冬认为，押金是消费者为获得用卡权的预付款，是质押担保的一种形式。而根据《物权法》中对“孳息”性质的解释，押金产生的利息也应归所有人。

　　记者调查发现，一些地方和公交企业对法规、合同约定置若罔闻，甚至以填补公交系统“运营成本”之名，把押金当成了一项“收费”名目。

　　--标准自订，高低不均。一张薄薄的交通卡，各地押金标准各异，最低10元，最高达四五十元。面对多年来的公众质疑，各地公交公司的反应也各不同。

　　比如，上海、广州此前沿用30元的押金标准，经审计后均降至20元。而在公交票卡原本不收押金的郑州，2002年后却开始按30元的标准收取。在当地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批复中，其依据是“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”。

　　--财务紊乱，管理失职。“在很多地方的公交卡公司，押金有多少，利息用在哪里，对公众还是个不公开的‘谜’。”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说。

　　作为国营公共企业，一些地方公交系统的IC卡专户管理失范。浙江省温州市审计局去年在专项审计中发现，该市公交公司从IC卡收入账户中提取193.53万元，挂账其他应付款账户赠送给了“有关部门”。

　　--混用名目，滋生收费。吴冬认为，从各地物价部门批复来看，公交卡押金的收取依据均是2001年颁布的《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》。其中规定了两种情形：不单独收费的IC卡，才可以按照一定标准收取一定押金;而实行政府审批的IC卡收费，其收费标准要严格按照IC卡的工本费核定。

　　但在实际中，“既收押金，又再收费”却很普遍。记者在无锡市物价局2004年的批复中看到，该市的“太湖交通卡”未获准收取押金外的任何额外费用。但此后，卡公司开收了每月1元的折旧费，以及高达8%的退款手续费。

　　公交卡押金没有统一规范，企业依据不同地方批文

　　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李红昌认为，公交卡押金之争涉及三个公共利益问题：一是押金的合理性;二是押金标准的合理性;三是退还运用等服务的合理性。“但这三方面目前没有一个统一规范，企业依据的只是不同地方的政府批文。”

　　据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智能卡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彪介绍，目前，各地的公交卡公司均自行采购IC卡，押金标准大多数是企业参照其他城市水平。上海一家IC卡制造企业负责人表示，多数城市公交卡采用的主料是塑料、纸张和磁条，近年工本费普遍降至10元以下，批量销售仅为每张6至7元。

　　据了解，随着IC卡技术发展与普及，成本急速降低，许多城市现行押金标准已远高于卡工本费。北京市一卡通公司等企业透露，20多元的押金中，一卡通的采购成本只占45%，注册用软硬件系统及相关费用约占30%、发行费用约占8%。

　　“消费者的押金不能让一两家企业自行处置，归属不明确的资金也应当上缴公共财政再用之于民。”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春彦认为，押金应当只是交通卡工本费，所谓的其他“运营成本”应属企业自负盈亏，不能借机乱收费。

　　既然收取了押金，那么提供的服务质量如何呢?事实上，尽管收费名目不少，但一些交通卡企业提供的服务，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甚大。例如，“退卡难”是近年来关于公交卡最受诟病的问题，而在香港地区，其八达通卡在办卡时押金包括工本费和挂失手续费。丢卡后致电热线成功报失，可领取余额退款。使用满3个月退卡，就可退还余额和全部押金。

　　《集成电路卡应用和收费管理办法》中明确规定，硬件及网络设备、应用软件等建设费用和管理费用不得通过收费解决。李红昌认为，企业应当定期公示押金明细接受监督，不能借押金及收费之名，大量占用属于社会公众的资金。